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补贴，发达国家提出了环境反补贴，即绿色补贴，要求政府限制厂商对环境的污染。
[5][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另一方面，要继续拓宽软法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完善软法机制，让软法变得更加枝繁叶茂。
美洲人权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经常援引国际软法文件、民间标准、准则等软法渊源，还经常将国际软法文件与区域硬法结合起来，借助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来实现软法的硬化。（二）现代性反思与软法兴起 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和哲学基础是理性，但有时也会因过于强调和倾向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而带来弊端，以致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漠视，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在调整范围上，由于不必考虑强制性义务的设定和要求，从而可以将更多的内容和事务纳入法的调整范围。从一端转向另外一端时，硬法的作用渐渐减弱，软法的作用逐渐增强，数量也不断增多。现代法治源于西方社会，它的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无疑也是理性化。
不能狭隘地把软法的崛起看作是对硬法的竞争和替代，也不能简单的把软法的出现只看作是对硬法的补充和辅助，而应采取更宏观的视野，以更积极的心态来看待二者关系。提倡软法研究，既不构成对现有法的冲击，更不会对法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其次，要坚守法律的目的价值观，培养法律重于政策的意识。
政策具有灵活性，可以不断试错。因此，行政机关的立法在西方也被称为附属立法。政策与法律、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之间天生地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三是经济法学和财税法学的进路，侧重于研究税收法定、财政法定、调制法定以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财政政策与财政法的关系、竞争政策与竞争法的关系等。
详见[美]盖多·卡拉布雷西：《制定法时代的普通法》，周林刚、翟志勇、张世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18}(P1805)现代国家，离不开政府相机抉择的具有灵活性的政策，因为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复杂，风险日益增多，需要政府积极、主动地去应对，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如果事无大小都需要议会的立法去应对的话，则无疑成本太高，不具有经济性、便利性和灵活性。
公务多变，有利于精明大胆而又富有的少数人，却不利于勤勤恳恳但不了解情况的人民群众。另外，从不完全合同[18]的视角，政府的权威往往来自不完全的合同，因为合同不完全，在法律没有规定清楚的事情发生时就由政府说了算，所以政府官员喜欢把法律写得很模糊。但毕竟法律反映民意的程度一般较政策充分，既得利益集团俘获立法的成本要高，机率要小。违反法规如同违反法律，遵守法规如同遵守法律。
这正如一棵树，如果仅仅枝繁叶茂而树干中空、弱小无力的话，则势必不能长成参天大树、栋梁之材，而只能是一片尽管速成但却难成大用的藤萝灌木。[20]例如，2006年6月1日，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决定对银行卡自动取款机(ATM)跨行查询收取0. 3元／次的手续费。{26}(P258)由是可见，分权与限权、法律至上、法律规制的确定性的近代传统的法治观念仍未过时。{17}(P116)这显然属于后现代性的观点。
在法律之中，虽然存在着某些空缺结构以留待司法或执法者去根据个案自由裁量或制定具体的政策、规则，而司法或执法者获得剩余立法权是具有效率的，但是，这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摇法治的根基。参见《审计署09审计报告：中央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和违规发放津贴》，http: //news. sina. com. en/o/2010 -06 -24/, 2010年07月25日访问。
政策的增长和盛行本无可厚非，但在我国，与政策的增长和盛行相伴而生的却是法律的日益空洞化，这不断冲击着我们传统的法治信念和理想。政府的政策，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政策，绝不是法律的先导或灵魂，至多只能对法律进行拾遗补缺，而不能再政策先行，法律追认。
但是，自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法律的现代化就成了我们的追求。(2)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为此，本文提出法律空洞化一的概念以指涉这一现象，探析其背后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对策。大致地讲，法律文本的字数越多，法律的精确程度就越高。【作者简介】 邢会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政策增长与法律空洞化在我国各个法律部门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本文主要以空洞化程度较高的经济法为例进行论述。
详见邢会强：《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新思路》，《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笔者将学界对此的研究进路划分为：一是法理学和法制史的进路，研究政策优于法的问题。
胡学文：《深交所：创业板高管辞职效应被放大》，《江南时报》2010年9月22 日。商业银行依中国银监会的政策开征新的收费项目有时却被叫停即是例证。
形式法治强调依法而治，强调秩序，重视法律的形式要件，注重效率和形式上的平等。规划、规章、条例、决定、办法等等即是具体的政策。
鉴于法律的空洞化和政策之治产生的诸多弊端，我国当前应加快向法律主治的转型。思想根源的研究进路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律空洞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但任何思想都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法律虚无主义也是我国法律的空洞化现象的思想根源。[9]此外，由于战争年代，依据党的政策作战已成为一种习惯，所以建国后党的政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群众运动以及司法活动的主要依据，即使有一些法律，也往往是在总结原来指导运动的政策、指示、命令施行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
{34}(P419)因此，政策之治必定导致财经纪律的松弛。在任何时候，政府总会面对一些未曾面对的突发事件和全新问题，利益格局也从来都是不稳定的，如果以此为由不要法律而仅凭政策相机抉择的话，难免会导致随意、多变、专断和滥用自由裁量权。
法律可以禁止高管与公司自己交易(self - dealing)（标准），也可以规定凡是此类交易须经非利害关系董事以多数决规则批准同意（明线规则）。尽管如此，但其中的部分问题已有相关研究，不乏真知灼见。
而论详尽周延程度，则我国《公司法》远逊于日本《公司法》。政策虽然注重实体正义，但往往会忽略形式正义、程序正义。
《联邦党人文集》第62篇指出：变化不定的政府，其恶果实在是罄竹难书的。因为后现代性尽管对于现代性有反思性，但却无法抛弃现代性所打下的基础。因此，授权立法导致的法律的空洞化（而不是所有形式的法律空洞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为此，要避免极端形式的法律空洞化，即不能有立法缺位。
在执法的过程中还要参照一系列政策。因此，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救市方案必须经过议会的审议和批准，并最终以法律—《紧急经济稳定法》(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的形式通过。
{21} (P608)英国宪法学者杰弗里·马歇尔(Geoffrey Marshall)说：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原则的日渐式微或凋零，一直就比司法职能与另外两种职能分立原则所受的规避与淡化更加明显。魏斯曼也指出：任何时代的法则都是与那个时代的支配性特征、倾向、习惯和需求相吻合的。
社会福利政策、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政策，有的以法的形式，有的以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政策的形式，开始渗透到过去国家不曾进人的、属于私人的市民社会领域。通过这一规定，议会的立法权成了例外，虽然它仍然包括最重要的领域，而行政机构的立法权则成了通例，从而直接抛弃了法国三权分立、立法至上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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